漫忆大收藏家张伯驹

　　七一年夏天，我去灵怀阁吴镜汀先生家，那时正是(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)文革时期。疾风暴雨方歇，象吴镜汀先生这样的画坛大家已是昨日封候，今已非，成了反动权威。年近七旬百病缠身，落寞之极，很不错不再挨批于他已然是(幸福得很了)万幸。只有我们几个不合时宜的青年常来探望老先生。在风雨间歇中，一为学画，二为先生排忧解闷而已。

　　我一进门，适逢老先生难得的挺高兴，对我说:“哎，你要是昨儿来就好啦”。我问为什么。先生说:“昨天张伯驹和潘素来了，他们退休了从吉林回京了。你知道张伯驹吗?”我说“知道。是伯驹，不是伯钧。”“噢，你还真知道。他是袁大总统的亲戚，是民国时期的大名人呀!”吴镜汀先生与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先生相交多年，作画吟诗唱戏，友情甚笃。张先生五七年挨整，后幸有棋友兼诗友陈毅元帅暗中保护，赴吉林博物馆任职得已幸存，如若留在京城恐更凶险。七一年已值文革中期形势渐缓，最后总算是全身而归，也是二老晚年之幸。

　　早年吴先生常于灵怀阁文人雅集，张伯驹、俞平伯、候永逵、高步云、吴光宇等名家均常莅临。现时过镜迁天翻地覆，诸位先生年已垂老，又逢浩劫之年代，见面已实属不易了。

　　幸好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先生虽历尽劫波，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见到了曙光。一次笔会我去后海聪碧山房接二老，伯驹先生知道我是秦仲文、吴镜汀先生弟子，并提起数年前在灵怀阁擦肩而过的往事之后。伯驹先生感慨良多，沉吟许久。我望见老人沧桑衰老的面容，蹒跚的步履，一米八略显佝偻的身躯，与当年风流倜傥名满天下的贵公子实难联系在一起。他已被风云岁月研磨成了难见锋茫的垂垂老者，令我顿生酸楚之感，他是一部历史大书，那时政治形势(改革开放，方兴未艾，)多有禁锢也，不敢惊扰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伯驹先生叹道:“你的先生们全不在了，他们全是我很好的朋友。没有啦，镜汀、光宇都还没我大，他们本该健在的呀，哎!”我换了话题聊京剧，免得老人伤感。这些也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，后来我认识的戏友贾贵武先生与伯驹先生当年也曾有过一段奇缘。

　　那是在七九年冬天，贵武在后海附近的空调器厂上班。他那时三十来岁，长得人高马大的。有一次在大翔凤胡同口，他见一老者跌倒爬伏于地，贵武身高力大，于是上前扶起老人，问明了住址后把老人背回了家。潘素先生问贵武:“你知道你帮助的这位老人是谁吗，”贾贵武答:“不知道。”于是潘先生就做了介绍，贵武闻言大惊，原来眼前这位耄耋老人竟是大名人、艺术大家-张伯驹。贵武虽不谙书画，但却喜欢京剧，是以知道张先生大名。潘素先生和伯驹先生十分感谢这位年轻人，于是他们就成了忘年交。此后贵武常到聪碧山房看望二老。一次伯驹先生对他说:“潘素是画青绿山水的大家，你还年轻,以后慢慢会知道这些画的价值,你如喜欢可以拿回去收藏，这些是我们的心意，那天要不是你，我不摔坏，也得冻坏”。当时贾先生面对伯驹先生的情意只是再三致谢。一是年少谦卑，二是内心并无贪念。自感做了点应为之事，不足承此重情。伯驹先生还领贵武去密室看了老一辈革命家朱德、陈毅写给他的书法作品等。伯驹先生才思敏捷，为表对年轻人的谢意，特撰写了一幅藏头联相赠。文曰“贵贤尊老家多瑞，武纬文经国永兴”。此书法至今仍在贾贵武先生家中珍藏，此是为一段佳话。如今张伯驹先生与潘素先生早已仙逝多年，那时的年轻人今亦老矣。人事短暂，历史永恒，不论辉煌与落寞最终都归为沉寂。幸而先生夫妇均高寿，看到了曙光，内心感到了愉悦与平安，而更多与他同时代的贤者大家未熬过来郁郁而终的举不胜举，因此从此角度上来说伯驹先生和潘素先生也可以说是幸运的。每逢想起前贤内心感到的是思念与沉重，纪念老人所能尽心者唯有写一些追忆的文字罢了。

　　甲午秋暮 傅洵写于绿茜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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